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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监督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影响
作者:mana 发布时间:2014/07/25 18:11:22 分数:0 跟帖:0
  财务监督机制——财务总监委派制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且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样就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有:  一、目标多元化问题  私人所有者的监督代表一般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目标,评价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并力求取得激励与监督目标相容的结果,但财务总监,作为公法人——政府的监督代表。在我国现行条件下,面临着目标多元化,并且互不相容的尴尬处境。  首先,就被监督对象——国有企业来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改革方案,包括塑造中介经营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层次,使企业法人财产权逐步到位。但事实情况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大部分由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翻牌而来,国有资产管理框架仍是多部门负责,企业仍要为多种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而努力;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在身份上仍为行政官员,他们不是企业家,在工作中也不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在考虑问题时,也可能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角度和眼光,而这些模式与企业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相同的;在企业功能定位上仍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职能。这些表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目标函数仍有可能在企业组织契约中反映出来。这样,当企业目标与社会偏好不一致时(常常是不一致的),行政干预仍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面临着双重的行为规则。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在客观上又增加了代理层次,由于终级所有者——国家,并非是人格化资本,这样,要求代理人以利润最大化等为目标经营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国,由于受许多因素影响,人民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间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利益追求方面的冲突。具体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代理人有自身合理的、目前的最大效用函数和未来发展所需的追求目标;  (2)多层次、多元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经营国有资产的总目标在各委托代理层难以做到均衡分布;  (3)代理双方所掌握的信息结构不对称。在以上情况下代理人往往会选择有利于自身而有害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其次,就财务总监本身而言,作为政府的监督代表,在与政府的契约安排中,也不能回避政府托付的社会目标。这就促使他需从两种标准评价和监督企业履约的行为。但是,由于目标的内在排斥性,财务总监还必须确定它们在评价指标中的权重,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进而言之,当被监督者利用相互矛盾的目标函数行使机会主义行为或为经营不善寻找借口、推诿责任时,财务总监的监督功能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二、财务总监的委托代理问题  财务总监,代表政府行使企业的监督功能,同样也涉及到代理问题。为了使财务总监委派制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如何设计对财务总监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也成了关键问题。  在西方,往往存在着高度发育的支撑着股份企业的外部市场。财务总监,作为要素提供者之一,受到他们的劳务市场的约束,他们的价格依照作为监督者的绩效而被确定。但是,即使在这里也有几大难题:首先,根据团队理论,财务总监作为某企业的一个团队成员,他的边际贡献与高层管理人员的边际贡献都是不可测度的,或者说,它们的测度成本非常高。因为一个外部市场如果能够准确地测定财务总监的边际贡献,自然也应该能够准确地测定经理人员的边际贡献。但从根本上说,之所以存在此机制是因为无法通过市场低成本测定经理人员的边际产出。其次,财务总监的货币收益一般与企业业绩脱钩,这种报酬结构在现代社会中,很难符合财务总监自身的效用函数,也就很难激励财务总监有效地监督和制衡管理阶层。最后,财务总监能否有效地发挥监督功能,还与他能否及时地获取企业信息的能力相关,这又受到他本身的知识结构及在企业中的职位等因素的影响。  而对于我国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上述问题,而且还面临更为严重的约束条件:  (1)政府难以运用“退出权”保护国有产权,即不论是企业经营者抑或财务总监,即使偏离契约,也可免遭外部代理人(如通过接管)的驱逐。这样,当缺乏某些解决偏离契约问题的事后清算手段时,经理人员会积极谋求得到较契约规定更多的职业消费,他们将发现,在事后的基础上,能够通过规避责任或获取比以前规定更多的额外收入来赢得这场博弈。这就意味着在代理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违约或欺诈行为。  (2)不成熟的外部劳务市场。“用脚投票”的束缚并不意味着财务总监必然能够以损害其他要素为代价而获利,因为如果存在着理性的外部劳务市场,契约主体能够了解事后清算的可行机制的任何缺陷,就一定会主动地将事后偏离契约的估计在事先达成的契约内加以反映。而就我国目前来说,尚缺乏此种市场。所有这些意味着政府必须运用市场外的各种契约的其余特性来弥补市场本身不完善的缺陷,这就导致较高的监督成本。  为减少可能发生的高额成本,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将财务总监的道德素质列作契约义务的首位,且鼓励财务总监偏好非货币收益,目标是藉以影响财务总监的效用函数。但这种控制机制天然地具有以下弱点:  (1)在没有明确的外部法律环境确保财务总监的道德素质得以保持时,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而言,此契约的履行就不具有硬性约束机制,只是一种“软约束”;  (2)要使非货币收益(诸如权力、地位、荣誉等)在量上随每段时期的监督绩效变动而变动很难,并且这些因素常常是在无形中形成的,它们其中许多因素并不受委托人的控制;  (3)非货币收益倾向于用股东财富以外的因素来衡量成功,施加压力,但对市场经济社会来说,这种倾向最终会以牺牲剩余索取者的利益和经济效率为代价;  (4)最后,我们需注意的是,要使财务总监偏好非货币收益,还得花一定数量的激励成本,并且最终能否取得效果,也是一个未知数。  三、财务总监职能定位的两难处境  财务总监能够执行监督的功能,理论上的重要前提,是他处于独立公正的地位,且拥有充分的信息,但是,这就带来财务总监职能定位的困难。  一方面,为了处于超然的地位,在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设计中,财务总监的职能应与企业的经营分离。但是,这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产生相应的其他后果。因为,根据德姆塞茨的理论,在团队生产中,要弄清每一个成员对企业生产的贡献,如若在信息方面存在障碍,逃避责任问题便可能由此产生。首先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存在度量困难问题,它源于团队生产的产出是多投入要素的联合生产。为了确定每项投入要素的贡献并使报酬与之相对应,就必须观察每项投入要素所有者的行为,以便获得准确的关于贡献的信息。一旦根据不完全信息而确定的报酬之间的差别不能反映各项投入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就会发生“偷懒”的动机或行为,并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还会对团队生产中的其他人的生产力产生影响,由此还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样,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和计量每个人的行为和努力程度,从而获得确切的信息,否则,这种偷懒和“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很难在团队生产中得到有效的克服。于是,鉴于在现代社会中团队生产已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所以即使没有高层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提供歪曲的信息等,而只有所谓的非欺骗性的信息误导或信息提供的不完全性这类行为,财务总监的监督功能也必然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获取有关特定活动充分的信息,财务总监又极有可能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在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良好时,这种监督机制具有低成本的特点。但是,根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假说,如果以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作为自己专业职能的监工,只是从团队生产的成员中分离出来的要素所有者,那么监督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的监工也和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样怀有偷懒动机。而财务总监如果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本质上就成为团队生产中的一员,这样不仅存在着与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利益和动机上的雷同从而丧失独立身份,而且会促使财务总监产生偷懒动机,并且在缺乏委托人的有效抑制时,财务总监就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决策解,选择与企业的经理人员构成利益共同体,联合起来对付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信息度量问题  信息的非对称性自然会引起度量问题,也就是说,掌握不完全信息的一方设法获得有关的信息,以约束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同的度量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度量成本。  就委托方来说,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度量代理人的行为:  1.间接行为度量。即委托方只需鉴定对方行为的结果,如利润率、产品价格等指标,而非行为本身。相对而言,这些指标容易观察,且较易在各有关经济主体订立契约时预先说明;  2.直接行为度量。即委托人直接观察委托的行为本身。这种方式容易受财务总监个人的观点影响,也就是说,它的监督效果主观性较强。  可以看出,财务总监委派制属于直接行为度量方式,但就度量本身而言,很明显,对于直接度量方式,双方争议余地较大,度量者付出成本较高,而获得的信息却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充分性,因为财务总监只可能观察经理的一部分行为,而且还要受到其专业知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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